第30部分(第1/4 页)

中，日本兵也毫不例外地闯进去进行掠夺。（转引《南京大屠杀》第45页）

由此不难看出，焚烧为了消灭屠杀包括先奸后杀抢掠的现场，防止被中外人士抓住证据。《阵中日志》说：“然尚不属惊人之大火，城内概免兵燹之灾，亦充满安堵之气氛”，但是日本学者泷川政次郎博士对此作了无情地揭露：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过津浦线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军轰炸引起的，对我们的空军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曾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的车夫对我说，当时在南京市区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兵糟踏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96页）

第四部分第57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4）

虚构之十三，污蔑证人的人格，篡改证人的证言，歪曲证人的行动，编造谎言，妄图从根本上否定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案。

东京审判时，检察方面传讯了中国证人到庭审问，听取了他们以亲身受害的经历揭露日本侵略军烧杀奸淫抢掠的暴行，事实确凿，经过清楚，人证，旁证对口，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案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当时，那些战犯慑于法律的威严，在事实面前抵赖不了自己的罪行，只得怀恨伏法。然而，一些漏网的军国主义分子及其追随们，比如田中正明之流，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便钻了出来，一变为“英雄好汉”，叫嚣东京审判不公正，把矛头指向中国出庭的证人许传音和陈福宝，以及马吉牧师。

许传音凭借耳闻目睹，在法庭上揭露日本兵见动的东西就开枪，见人就开枪，见逃跑者就开枪打列；他目击了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马路两边点到500具左右尸体时才作罢；他明确证实那些男男女女的尸体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他所揭发出来的材料得到第三国人和日本人的证实，也被列入检察方面的证据。这里不再一一赘叙。但田中正明污蔑许传音“在谈梦话”，其实真正说梦话的是他自己。

陈福宝曾以自己目睹日本军的暴行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请看：

陈福宝陈述日军在城内屠杀市民记录

问：姓名、年龄、住址。

答：陈福宝，28岁，广东人，住白下路东井巷22号。

问：你可把当年目睹日军的暴行，据实简要陈述。

答：我目睹他们暴行可分五点：（一）26年（指1937年——作者注）12月13日，有5个日本兵把我从难民区和其他38人一齐挑出来，带至西桥塘边，——查看各人的头部和手，结果除我和另一不识人之外，其余37人均被打死，令我们搬尸首抛到塘里去。（二）同日下午，我逃到鼓楼渊声巷，来了三个日本兵（是中山部队）令我替他拿东西，经过湖南小学难民所，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三个日兵就轮奸她。（三）在16日又把我拉去，看到日本兵村上伍长强奸女人不遂，用刺刀剌死。同时看到日兵纵火烧太平路寰球饭店房子。（四）17号，在我住处有一个照相馆女人已经怀孕，被一个日兵强奸流产而死。（五）中岛部队集体屠杀，利用汉奸到难民区对难民说：“倘是以前当过兵或做过事的走出来，立即资遣回籍。”有不少难民被骗出来，排成几队等候发款，谁知日军立即架起机枪集体射死。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

陈福宝的证词中时间、地点、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又是亲眼所见，且是日本兵杀人、放火、强奸的普遍行为，事实确凿，合情合理，并无丝毫夸张，因而被法庭检察方面列入证据。而田中却把陈福宝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诬陷他是个不正常的人，并把他列为中国伪证之列，借所谓印度代表帕尔的口说：

南京事件检察方面证人的证词“有过多的传闻和臆测，可靠性很值得怀疑。”陈福宝证人的陈述就是这样的例证。他说：12月14日，他和39个平民一起被从难民区（“安全区”）抓走，亲眼看到在小池塘边上他们被用机枪打死。他说，16日他又被日军抓住，再次目击了许多健壮的青年被用刺刀捅死。又说，当天下午，他被抓到太平路，看到三个日本兵朝两所房子放火，并说连日本兵的名字都知道。于是，帕尔法官在其判决书中讽刺性地指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