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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

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

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　３０　年代开始他就深信，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联盟是

能够有效地实现的，它的建立，撇开工人和他们的最接近的同盟者农民不说，

很大部分有赖于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立场。

这种对于当作挽救民族危亡条件的国家团结的关心，虽然始终或多或少

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决不意味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

义者。甚至在　３０　年代末期，当他缔结并执行与蒋介石的新联盟的时候，他就

说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它的最高纲领。而在　２０　年代末和　３０　年

代初，社会革命则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集中点，他也不是仅仅根据道德

价值和心理改造来对待它的。虽然他相信客观社会现实能由意识的变化加以

改变，但他也认为参与革命的行动，是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诚然，

深刻地认识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一辩证法，是毛泽东

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泽东早在　１９２７　年，就在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了，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

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98—99、284—285　页。

农民自己丢……”①

以后整整　２０　年，农村一直既是毛泽东的社会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

主要实验场。在这个领域里，他活动的中心当然是土地改革。这里不拟讨论

这个话题。因为土地政策已在第　５　章充分地讨论过，有一个事件最能生动地

说明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改变立场的方法，这就是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的“查

田运动”。查田运动可能不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是他在　１９３３　年使这个运动具

有他的特征。这个运动的表面经济目标，是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当地实行，

而事实上却不过是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个框架。考虑到地主和富

农的传统声望，以及他们有文化，善于讲话这一事实，毛泽东深信，不管正

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

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回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

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

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

在伴随内战及　４０　年代末取得政权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间，也追求完全同样

的目的。在群众大会上，农民被鼓励针对地主过去的压迫“诉苦”，有时候

随之还要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目的不仅在于压倒士绅的威风，而且首先

在于让农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终像人一样地站起来。这样，毛泽东就在改变

对权威态度的意义上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

手段。但是这一工作方法从　２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线中很突出

的时候，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环境在这些年大大地改变了。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战术情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军事需要和政

治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在早年曾实

行“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的原则，那里进行过土地改革，因而对红军的

同情也是最热烈的，可是这样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队伍忠实的支持者常常遭

受战争的危险和损失，同时这也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

中之国的可靠性，因为它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战

略”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