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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吸收着朱赫给予我的营养，开始了新的写作。

家里曾留着文革时期的手抄本小说，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中国人讲究厚积薄发，但在长时期的思想禁锢后，任何形式的表达都会汇积成江河。我和几位文坛的朋友打算出一本合集，几位已经成家的中年前辈爱才得很，约了我们几个出来吃饭，对我说：“写作要趁早，很多作家的写作黄金期只在二十几岁。”那时他们正面临人到中年的困扰，同时在写作上“难产”。

很多人认为作家是把精神财富分予别人的人，只有优秀的作家才被读者推崇。但是，我更认为作家是把自己的精神出卖给别人的人。我知道自已早己不对这个理想报以什么希望，它只是我给自己的一个盲目的童话构思。它过于遥远，甚至遥不可及，当这个童话的泡沫破裂开来时，我并不痛心疾首，而仅仅是感到一种失落。我开始崇拜1927年的瞿秋白和1949年的毛泽东，前者的心态与失恋者吻合，后者则代表婚后生活。爱情的成功或是落败都有种理想真空的感情，那一刹那曾一度为之疯狂的东西失去了故有的光环，就像革命者由对革命的乐观豁达到悲观，这一切转折都在瞬间诞生又灰飞烟灭。于是我又把写作当成一个高不可攀的山峰，竭力想去发现生活的边边角角，以弥补自己生活阅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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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酒晚舞十（3）

我爱上了“云烟”。这种香烟有着质朴的外型和柔和的烤烟醇香，校园里只有一个地方卖。一位云南的同学从家里带来了一种内部发行的“云烟”，白色的盒子，狠狠地吸上一口，会醉，那种感觉让我迷恋了很久。不吸烟的人无法理解那种心理上的依赖。

我把写作当成仅次于爱情的生活元素，但是没有人在意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那种可以使人精神崩溃的孤独感。作为一个以“作家”自居的人，我不能容忍任何一种对创作的不负责。比如一段电视广告是这样的：

男人甲对男人乙说：“你不是得了前列腺肥大了吗？”

男人乙说：“好了，多亏了奉城××医院男性专科！”

每当这时，我就越发地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朱赫给我了一个能让我继续写作下去的故事，这个故事使我更加明了了自己的孤独。我想，我真的已经不在乎作品能否发表了，我需要的是对思维禁锢的控诉。朱赫和我一样，都是在糊涂中保护着自己，我们都无法对对方质疑些什么。他从来没有因为我的认真而调笑过我什么，而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把他的故事当成笑柄或是谈资。我轻轻地从床上下来，惟恐打扰了正在熟睡的舍友。自习室里，朱赫正在独自准备着学生会戏剧社的话剧《基督山伯爵》。他高声朗读着伯爵先生的信，酝酿着几乎和他具有一样感情的声音：

莫雷尔，告诉那位你将终生眷顾的天使，请她时时为一个人祈祷，那个人，像撒旦一样，一度曾自以为可与上帝匹敌；但现在，他已带着基督徒的自卑承认只有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穷的智慧。或许那些祈祷可以减轻他心里所感到的内疚。至于你，莫雷尔，我对你说一句知心话。世界上既无所谓快乐或也无所谓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不幸的人才能体会最大的快乐。莫雷尔，我们必须体验过死的痛苦，才能体会到生的快乐。

所以，我心爱的孩子们，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不要忘记，直至上帝揭露人的未来图景的那一天以前，人类的一切智慧就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你的朋友基督山伯爵爱德蒙？唐太斯

我等他背诵完，才走进房间，问：“你们这剧本谁写的？”

朱赫看看我，笑了笑：“大仲马。”

“你的日记我快看完了，写得很深入，只是一些故事叙述上缺乏逻辑，好像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本来我也不指望我写的东西能怎么样，不还有你呢吗。”

“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我还要写一段时间，大概是一年或是半年吧。但是我想一边写一边看你的日记，然后艺术加工一下，润色之后小说会好很多。”

“只要你能写就好，我等信儿就是了。有机会一起去喝酒？”

“有机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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