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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本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法律上无明确规定时，有罪也不定罪。检察部门和司法当局往往利用这种法律条文上的模糊性和漏洞，为那些大权在握的政治家、官僚的渎职行为开脱罪责。例如，在日本的《公务员法》和《政治资金限制法》上，对“政治资金”无明确界定，因此法院往往把贿金认定为政治资金，变有罪为无罪；在《政治资金限制法》上，对政治捐款虽有一定限额，但是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个人向政党或政治资金团体捐款超过1万日元就要申报，但向一般政治团体（自民党议员和各派阀都有此类专以集资为目的的团体）捐款，其申报基数为100万日元；至于近几年来泛滥成灾的所谓“政治宴会”，纯属集资活动，但在该法上无一限制性规定。除以上法制上的疏漏外，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也使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渐趋失灵，司法部门偏袒或姑息政治家渎职行为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检察当局就更易受行政权力的操纵。从日本战后发生的“煤矿国家管理法”案（1947年）、“造船”案（1954年）、洛克希德案（1976年）等大案的查处看，即便是行贿者和涉嫌政府官员受到某种处罚，除涉嫌政治家田中角荣等少数人外，多数人受到包庇，或判无罪。里案的案情更有特殊性，一是股票的转让与交易，无论是在《商法》、《所得税法》，还是在《政治资金限制法》上，都无严格限制，有空可钻；二是尽管有16位国会议员接受了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转让，并通过转让获得利益，但里库路特公司的行贿是着眼于未来，放长线钓大鱼，因而在多数情况下，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钱权交易尚未见之以果，不好找到具体罪证。这就更容易使以权谋私的政治家们金蝉脱壳，溜之大吉。

但是，法制上的疏漏不能为政治家职业道德上的腐败行为提供辩护，广大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不信任也不能因此而烟消云散。因此，当东京地方检察厅宣布侦察工作结束时，广大日本国民的期待化为泡影，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是失望和愤慨。日本社会党等在野党纷纷发表谈话，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检察厅的行动“雷声大，雨点斜，”虎头蛇尾“，”对政治家的读职行为追究不彻底“，”放走了首恶，草草收场。

7月23日，日本举行了每隔3年一次的参院选举，广大国民迎来了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回敬执政党的机会。不出人们所料，在这次选举中，社会党旗开得胜，执政的自民党惨遭失败。选举结果，自民党30多年来在参院一直占据过半数席位的优势没有了，社会党等在野党席位的总数超过了自民党。

参院选举结果给政局带来了动荡，6月2日刚刚取代竹下上台的字野宗佑首相，因自民党在选举中失利而引咎辞职，字野政权仅存两个月就不打自倒。风雨交加的自民党政权又不得不“换马”，由自民党内小派首领海部俊树出任新首相，这是1989年第3个自民党政权。

1989年在日本是改朝换代的年份，裕仁天皇过世，明仁天皇继位，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平成”一词来源于中国《史记》“五帝本纪”中“内成外平”以及《书经》“大禹谟”中“地平天成”等语句，意在希望国内外和平安定。不幸，这个平成元年竟成了多事之秋，民怨沸腾，政局动荡，执政的自民党受到冲击和重创。原因何在？里库路特案件或许能告诉我们。

第7章　魂归异域的专制君主

——巴列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的伊朗国王礼萨·汗虽然宣布伊朗保持中立，但明显倾向希特勒德国。1941年，盟军进入伊朗，决定将礼萨·汗驱逐出境。在盟军的压力下，1941年9目16日上午9点多一点儿，当时的伊朗首相福鲁吉在众议院向主体议员宣读礼萨·汗的文告：“朕，伊朗国王，遵奉上帝和国家的旨意，在此庄严宣告引退，并让位给我的爱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继……”。9点30分，这个文告被众议院批准。10点多钟，礼萨·汗把他的长子巴列维叫到他的身旁，满怀深情地说：“如果你能够及时地宣誓就任国王，这是当务之急，你一定要竭尽全力，保住伊朗孔雀宝座。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要把你从国王宝座上撵走。所以，你就得要有耐心，并且善于审时度势，看风转舵。这次战争总会结束的。兰战争真的结束时，你一定要仍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