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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贬低女性的观点比比皆是，例如诗人卡辛努斯的一部悲剧中有这么两句话：“哦，宙斯，何必去责备女人呢？你只要说‘女人’二字便足矣。”古代雅典派喜剧流传至今的第一段残篇就包含对女人的抨击，这肯定并非某种巧合。

阿里斯托芬说：

在所有的诗人当中，欧里庇得斯最聪明；在所有的被造之中，女人最无耻……女人比任何一种野兽都更难以驾驭，比任何一种磨难及恶人都更无耻……当然，你若是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想跟我唱对台戏，你这可怜的家伙，你尽管把我当作一个顽固的朋友……因为我将永远恨恶女人。

第三章　妇女和婚姻（2）

在古希腊，年轻女子、特别是在她们出嫁以前，必须在家中接受监护，甚至过着一种与世隔绝、毫无乐趣的生活，这和古代中国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些类似。中国在宋代以后提倡女子缠足，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限制妇女的活动。《女儿经》上说：“为甚事，裹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河北清苑的歌谣说：“裹上脚，裹上脚，大门以外不许你走一匝！”这样，妻子只能“安于室”，做“内人”，服服帖帖地侍候丈夫了。

在古希腊，婚姻使女人有了稍大一点的活动空间。然而，家仍然几乎就是她们全部王国，这种状态在女人的一生中始终得不到改变。欧里庇得斯说：“女人若是不待在家里，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她的过错。”这一点有例可证：甚至在克里米亚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雅典的妇女们只敢冲到大门边上，悲痛欲绝地向过路人打听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的情况——然而“甚至这样的举动也被看作是不配作为他们的亲属和城里的公民”。

的确，我们可以从《波黎普莱克托门努斯》的一段描写中推想到，女人只有上了年纪，男人们在街上看见以后不关心她是谁的妻子而是问她是谁的母亲的时候，她才可以随便上街，在这方面，古希腊对妇女的禁锢可能比古代中国更严密。

在日常生活中，古希腊女子除了外出参加城邦的公共葬礼及庆祝谷物女神德墨特尔的地母节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家中。即便在家中，妇女活动的空间也很有限。空闲的时候，她们大多只能待在内室之中。这一内室只有其丈夫和亲戚方能入内，因此又被称为“妇人之室”。当丈夫大摆宴席，与朋友在客厅——“男人之室”——饮酒欢乐之时，妻子则只能待在内室之中。古希腊的习俗禁止她们会见陌生的男子，更不准她们交男友。一位演说家曾说：无人敢与已婚妇女共餐，已婚妇女亦不敢与男子共餐。从事社交之妇女常遭唾骂，而足不出户、温柔服从、勤于纺织则被看成是妇女的最大美德。一位名叫伊斯科马科斯的公民对其妻的一段训话就反映了此种观念。他讲道：

“啊，我的妻子，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不同安排，我们应该尽量担负起各自的责任。法律似乎也鼓励我们这样，因为它将丈夫和妻子联系在一起。”正如神使他们成为养育后代的伙伴一样，法律使他们成为家庭的伙伴。对妻子来说，留在家里比待在外面更为体面；而对丈夫来说，待在家里比参加外面的活动则更为丢脸。

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甚至连公元5世纪的大思想家、改革家梭伦都表示赞同，他认为必须通过法律加以限制。他下令说，女人外出参加葬礼或庆典“只得携带三件衣物，而且只准许每人捎带价值一奥卜尔钱的食物和饮料”，夜间出门必须乘坐挂有灯笼的马车——这些规矩在以后很长时间都在实行。

古希腊人把女人分为三种：“我们有妓女供我们销魂，有姘妇每天专门伺候我们，还有结发妻子保证为我们生儿育女。”其实，无论哪种女人，都是为男人服务的工具。

的确，几乎在全世界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男子娶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在中国古代嫁娶的目的就是“广继嗣”，“事宗庙”。即使在性禁锢最严酷的时代，中国人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全盘否定性交，因为那是“为后世非为色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希腊人也是同样，男人娶妻主要是为了生养孩子。女人只要一生孩子，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就算是功成名就，从此，她就可以获得希腊女人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两项任务：掌管家务和抚育子女——女儿必须抚养到出嫁的那一天，男孩则必须抚养到他们在心灵上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为止。所以说，婚姻是古希腊人实现生活目标的一种手段，也是一个人获得合法子女并且使家庭生活稳定有序的一个途径。妻子在管家、决